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探索唐代疫疾的流行,对社会产生怎样的影响?

来源: 网络 2021-11-25 18:00:16

  探索唐代疫疾的流行,对社会产生怎样的影响?

  疫疾作为一种群体性多发疾病,古往今来肆虐于华夏各地。根据史料记载,唐朝时期共流行过49次疫疾。下面趣历史小编为大家带来相关内容,感兴趣的小伙伴快来看看吧。

  考量成因,既有征服自然的客观“天灾”,也有社会涌动的历史“人祸”;观其规模,疫情遍及唐境南北,严重侵蚀农业发展各因素;探其影响,最为直接的打击便是人口的大量减损,进而土地抛荒、商业停滞、军备不振、经济萧条,原先的繁荣丧失殆尽,苦难与恐慌迅速弥漫于整个社会,严重威胁社会秩序,影响社会稳定。疫灾的铺卷,成为大唐盛世一个挥之不去的噩梦,与农业立国的发展理念格格不入。

  唐代疫疾的流行

  1.疫疾的流行特征

  伴随建国后唐史研究的不断深入,相关文献记载唐代疫灾发生频次的统计数据也在不断增加。邓云特先生《中国救荒史》据正史统计唐代疫灾16次。杨俭、潘凤英《我国秦至清末的疫病灾害研究》一文统计隋唐疫病发生九次。张剑光先生认为邓数“统计遗漏是十分明显的。单单一个唐朝,明确标有时间的大疫灾,不下于20多次”唐代疫情与唐朝延祚相伴始终,有些疫情经年累月,未见间断。

  唐高宗永淳元年(公元682年)疫情不断,水旱灾害连发,匪患疫情接踵而至,从初夏到入冬可以说灾情未见间断,五月、六月、七月、十二月均有不同程度的灾情发生,作为夏季水患次生灾害的疫灾,于冬季再次现世,死者“枕藉于路”、“相枕于路”当为真实写照。

  唐代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朝代,农业有着非同一般的地位与作用,如果说农业生产就是社会生产,那么农业人口就是劳动力人口,就是社会生产得以运行的关键与依仗,作为农业社会运转中的关键一环,疫疾造成的农业人口流失,必然酿成不堪设想严重后果,而大范围、大规模的人口减损也从反面折射了疫肆虐行的破坏力与影响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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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正如农史学家游修龄先生指出“农业发展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的系统。它兼受自然环境和社会条件的制约。

  任何一个特定因素的作用,只有在系统的协调之下才能发挥作用。”以此推断,疫疾带来的人口流失也必将影响社会系统的正常运行。安民于地,既是生产需要,也是统治必须,如《吕氏春秋》所议“夫稼,为之者人也,生之者地也,养之者天也”,而肆虐的疫疾,却酿成农民沦为流民、土地大量抛荒的尴尬局面,唐代疫疾流行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影响,其紊乱是方方面面的,对于政治、经济、社会的破坏程度也是有目共睹的,这势必引起唐统阶层的高度重视。

  2.疫疾流行的原因

  纵观有唐一代,首先是气候转暖带来的暖冬增加,自隋代起,气温转暖,这个温暖时期一直延续到北宋前期。

  竺可桢先生《中国近五千年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》一文将5000年气候划分为四个温暖期和四个寒冷期,其中第三个温暖期为公元600~1000年,一般称为“隋唐温暖期”,也有学者称其为“小高温期”或“普兰店温暖期”,吴宏岐先生研究认为唐代289年历史中,存在暖冬27个,这在各王朝中是罕见的,唐代温暖时期亚热带北移大约一个纬度,本应冬冷夏热,暖冬却骤然增多,若依上文气候异常引起疾疫理论,唐代疫疾肆虐应同属气温失序所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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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疫疾发生与流行的原因,除了上述条件的时空必然,还有一部分是自然灾害引发的疫病爆发,即疫情与水灾、旱灾、火灾、蝗灾、饥荒等相伴而生,成为衍生灾害,形成灾害链。刘文俊先生通过研究唐代旱情和降水情况发现,在唐代289年历史中,有138个年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水灾,占总年份的48%,有114个年份发生了旱灾,占总年份的39%,灾害情况不能不说频繁。

  唐代疫疾流行的社会影响

  1.疫疾流行对政局的影响

  政治稳固,社会安定是唐政府首要关注的问题,疫疾流行造成的人口流失、社会恐慌等是疫疾流行之于唐代社会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反映。

  有唐一代人口发展趋势是呈马鞍形的,隋唐之际户口锐减及贞观中期以后直线上升,安史之乱后户口下降及唐后期发展迟滞,仅有天宝年间实际户数才在一千三、四百万,每户平均为5.75口,疫疾的流行,对人口优势不甚明显的唐代社会经济发展可以说雪上加霜,为其发展掣肘。疫灾引起的人口流失,导致经济问题的同时,产生的大量人地分离的逃荒流民,也影响政局稳定。一部分流民为求生计,奔走逃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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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另一部分依附豪强地主,成为佃农,这减少了籍面人口的数量,即周宏伟先生曾所指唐代人口的“虚损耗”,故唐代,因疾疫而导致人口虚损耗的情况实有发生。

  开元、天宝年间的兵祸、疫灾,酿成了严重的流民祸患,虽然采取了诸如刘晏理财的经济措施,但仍未能挽回人口流失的残局。再如贞元年间“疠疫水旱,户口减耗,刺史析户,张虚数以宽责”,宝历年间“时州旱,遂疫,逋捐系路,亡籍口四万”,都有涉及疫疾诸灾引发的流民问题。

  疫疾流行在直接冲击人口质量的同时,酿成了严重的经济窘况与政治隐患,对当时政局危害极大。疫灾爆发后,死亡阴影笼罩整个社会,甚至在很长时间里也难以磨灭,使得人们的心理变得十分脆弱,或疲于奔命流徙,躲避疫灾侵袭,或苟延残喘,求得生存机会,造成了严重的社会恐慌,威胁政局稳定。

  疫疾肆虐,古人也好,今人也罢,卜筮问神、寻医问药都是急于解决这一社会问题的无奈举措,相对巫医左道,政府更容易也善于驾驭科学救治,并籍此提升自身公信力,而一旦官方政治手段乏力,医学措施矮化,面对疫灾引起生死恐慌,这种施政短板,将迅速将把民众推向迷信阵营,旁门左道也拥有了大肆横行的依仗与能力,在引发政治恐慌的同时,形成了严重社会负面效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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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.疫疾流行对经济的影响

  疫疾的肆虐造成的农业疲敝,主要影响作为生产力重要内容的劳动力人口、农业土地以及作为劳动工具的大型畜力三个要素。

  人口损耗方面,唐代是中国古代农业社会的典型,人口之中尤以农业劳动人口为重,上节对人口损耗之分析,亦可视作对农业人口减损的讨论。土地问题较为突出,由于疫情紧迫,大量灾区百姓被迫离乡逃难,农民游走难民甚至强匪边缘,人地分离势必发生,无主土地迅速抛荒,耕地沦为荒地,更有大片良田趁机坠入豪佑囊中。

  耕牛作为当时重要劳动工具,疫疾对其的侵染更具代表性,造成的畜力锐减相当直接,据统计,唐代289年中发生过9次范围不等的牛疫灾祸,并已经引起唐代社会普遍关注。农业生产作为一个部门,其系统内人力、土地、工具等诸多要素环环相扣,一旦一环崩塌,链条运转便崩溃停滞,疫灾于此时对农业人口的摧残便基于此理。疫情扼杀劳动人口,必然引起抛荒、工具瘫废,进而流民四起,社会秩序、经济发展均沦为空谈。

  农业社会,手工业于唐代已发展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生产部门,为政府、社会提供者相当数量的手工产品,其内部要素紧密相连,发生着整体的作用,而疫灾的肆虐,在疫杀数量有限、技艺独具的手工业者的同时,造成了匠人与手工业原料、手工业生产对象的分离,扰乱了手工业正常运行的合作框架,对萌芽状态的手工业经济发展,其破坏程度无疑是剧烈的。

  疫疾流行对商业影响是多方面的,商人、商品、市场、货币、交通都有受其侵扰的痕迹,而这种掣肘很大意义上是抑制了唐代商业的蓬勃发展。

  如张剑光先生所言“江南经济活动的频繁,与疫病的多见是成正比例关系的”。这里对商人的影响,多从其广义而言,即从事商业买卖的双方,既包括狭义的商人,也包含商业贸易的主力军——顾客,而上述双方都可以视作农业社会中人口总数的一部分,故上文对于疫灾造成人口损耗的分析,在这里仍可使用,这也映证了张剑光先生所强调的“疫病在江南反复残害和肆虐,造成了人口的减少,劳动力损失严重,较大地妨碍了江南经济的发展”。

  对于商品,很大一部分是出自手工业原料加工后的制成品,这些手工业产品上市交换,即成为商品,而上段对于疫疾之于手工业及其元素影响的分析,已经明确指出这一环节问题所在,也就是说,疫疾肆虐在商品制作的源头就已经开始制造麻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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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唐代官方医事的应对机制

  文献可见,医事机构萌芽于西周,至隋唐时期,随着政治制度的发展完善,已颇具规模,形成较为具体、明确、规范的医政体系。以中央医政机构与地方医政机构为主体的官方医疗救助单位,分别担负管理与执行医事任务的责任,成为唐代治疫救灾的主力军。

  唐代中央医政组织架设应属合理,虽服务范围与服务对象相对单一,但以服务职能而论,整体上已经为疫疾的诊治,甚至治疫药物的储备、防疫活动的展开,搭建了相对科学的顶层框架。

  正如范家伟先生所说“李唐立国,整个官方医疗架构,继承南北朝隋代的传统,设立太医院、尚药局作为官方医疗及医学教育机构,……官方医疗机构对医学发展,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。唐代国家对医学发展,提供了很大帮助。”

  唐代医政组织形成了中央-地方二级行政架构,在关照中央医事功能的同时,兼顾地方医政事务,为疫情突发,及时、充分地展开救助工作提供了组织保障。

  于赓哲先生誉其“我们可以肯定这些医疗机构比前代完善,甚至在当时世界上也是首屈一指的。”

  唐代医学的发展,是继承了汉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医学遗产,继续增高,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,此时的医籍整理一方面水平高、质量好,较强地呈现了集大成之时代特色,另一方面官方撰修参与其中,较大程度保证了医学典籍的医事水准。

  正如顾漫整体评论魏晋至隋唐的医书整理“较之后来逐渐走向衰微的世医传承,魏晋至隋唐时期的医书整理活动对中医学术的贡献更为重要,影响也更为深远。如果没有王叔和、皇甫谧、陶弘景、巢元方、全元起、杨上善、王冰、孙思邀、王煮等人的‘芜讨掇拾’工作,为北宋校正医书局的整理校刊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,很难想象今天人们会读一些什么样的‘中医经典’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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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范家伟先生着重评论“隋唐有三大医书,即巢元方《诸病源候论》、孙思邈两《千金方》(《备急千金要方》、《千金翼方》)、王焘《外台秘要方》,对中国医学发展影响巨大。唐代以后,三大医书成为中国医学核心经典。”这种“芜讨掇拾”的整理,有许多内容是涉及诊疫治疾,较为实际地奠定了唐代治疫救灾工作之医学理论基础。

  总结

  唐代的医籍整理或政府主导、或官僚自撰,均体现与朝廷有密切相关联,具有很强的官方介入痕迹,其整理能力与修撰思路与官方要求基本保持一致,谢观先生将此时医学分期为“蒐葺残缺之期”,此期最大特点是“医家义疏之学”的兴盛。

  由于去古渐远,文字音义已有所变迁,时人阅读周秦两汉之古医籍已渐感困难,不得不依靠注疏训话之学及至隋唐之世,口传师说的传统几近中绝,注释经书之风气继之代兴,取之古精华,为当世所用,这也是此时高质量官修医籍得以流传保值一大原因,从治疫价值而言,为唐政府主导下治疫救灾活动提供了良好的理论基础与参考规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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